DNF伊斯大陆成就(而真主党和哈马斯却都不行)

而真主党和哈马斯却都不行?

的确,真主党和哈马斯都要比胡武装接受的支持要早得多,可是只有胡塞武装仿制,除了各型武器装备,并且对沙特等中东国家进行了反击。而与之相对应的真主党,哈马斯也仅能以火箭弹的来袭击,显然,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那么同样接受来自于的援助,为什么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别?

其实,作为来说,的确拥有一定的武器,自我研制和生产能力,这也是在中东地区为数不多的国家具备这样的能力。那的能力也确保了能够成为中东地区重要的军事力量,毕竟战争时期的消耗与保障,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因素。而向中东地区扩展势力范围,显然就要将自己的武器技术对外扩大。过是真主党和哈马斯并没有取得所拥有的各型武器研制和生产技术,这其中是有相关原因的。(研制的导弹和无人机)

真主党武装和哈马斯虽然都是方面在背后提供支持,但是他们所面对的对手却是中东地区的小霸王。而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是霸凌主义政策,不允许周边存在威胁安全因素存在,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此不断的出动战机对周边国家存在的反对势力进行空袭和打击,比如,针对境内的军事基地进行不断的空袭和打击,包括准备建造的导弹组装工厂。

可见,采取的是毁灭性政策,在其周边国家当中,不会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威胁安全。对于哈马斯,真主党等武装根本就没有机会来制造大规模的武器装备来打击,而这一点上与胡塞武装就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胡塞武装拥有充裕的时间和地域来研制和生产方面提供的武器和技术,这样就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仿制的武器的研制生产。

而另一方面,胡塞武装针对的对手是沙特联军,而沙特联军的对外作战能力已经有目共睹。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的少爷兵,根本就没有世界其他主要军事强国的战斗意志,更无法跟士兵相提并论。他们的作战精神和作战状态基本属于世界上最差级别的,这也是导致他们无法消灭胡塞武装的主要原因。即使他们全系列的美式装备,面对这样的拖鞋武装都毫无胜算,那还能怎么来评价沙特联军呢?

一句话是沙特联军给了胡塞武装更多的时间和精神力量,让胡塞武装越战越勇,俨然已经成为了一只不可忽视的正规军事力量。是反观不断的采取先发制人的精确打击,发现一点苗头,就会将珍珠党,哈马斯等武装手中所拥有的先进武器毁灭殆尽。让他们在萌芽时期就遭到毁灭,根本不容许他们拥有这样的技术和掌握这样的技术。那么,双方之间就造成了不同的结果,不断主动出击,而沙特却不断的遭受袭击!(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DNF伊斯大陆成就而真主党和哈马斯却都不行

李德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了?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许许多多的革命人物都会被屡屡提及。其中,有一位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遗忘的,他本不是人,却作为国际的代表不远万里来到,还曾经担任过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此人就是李德。

今天,文史不假本着客观和公正的态度,竭力为您讲述和还原李德所经历的那段历史。

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1974年8月),笔名“华夫”,化名“李德”,奥地利人。他对革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洋顾问”,至今都充满着话题和争议。

奥托·布劳恩虽是奥地利人,但却生于德国,长于德国。青年时期,他就树立了主义的远大理想,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内外局势,毅然加入了德国党。

他积极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推动了主义思想和运动在德国的传播。不过,面对强大的,革命还是遭到了失败,奥托·布劳恩被关入了柏林莫比特监狱服刑。

1928年春,布劳恩被营救出狱,辗转从德国逃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进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因为思想进步,因为成绩优异,他在毕业后被苏共推荐进入莫斯科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军事。在此学习期间,他加入了国际并被不断委以重任。

后,日寇占据了东北并且成立了伪满洲国。苏联对于日军的下一步究竟是“南下”还是“北上”,显得极为关注。

1932年初,布劳恩被国际秘密派往,携带着一本奥地利的护照成功抵达了哈尔滨,后来辗转来到了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给潜伏在上海的苏联“佐尔格小组”运送经费,以刺探日军的情报。

完成秘密任务后,国际希望布劳恩能利用自己奥地利的身份进行掩饰,留驻远东局驻上海的机构工作。期间,他与博古、洛甫等青年同志有了频繁的接触,因为共同的留苏经历而迅速走近,建立起了惺惺相惜的关系。

在国际的盲目扶持下,王明、博古等人逐渐在党内掌权,开始推行起了以“教条主义”和“媚苏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路线。很快,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国民党接连不断的破坏,甚至就连党中央都有随时暴露的危险。

为了长期革命,中央总部决定搬离上海,转移到位于江西的井冈山革据地,那里在和的经营下已经非常稳固。动身前,博古担心自己缺乏军事指挥经验,难以在苏区立足和服众,特意请求国际将奥托·布劳恩作为军事顾问也派往苏区工作。

经由国际批准,奥托·布劳恩从上海秘密出发,终于抵达了中央苏区。自此开始,他正式使用了中文名字“李德”,正式参与了革命。

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很快就以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走马上任,掌握了根据地的军事指挥权。事实上,他比博古也强不了多少,既没有军事指挥的实践经验,又没有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只是在苏联读过几年军校而已。

除了军事领域的冒进,李德还在政治上积极向博古的“左”倾路线看齐,大肆排斥和等人的正确主张。甚至于,作为中央苏区的创始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和军事权,只剩下了苏维埃临时这一个职务。

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虽然历经苦战,但苏区的面积还是越来越小,已经失去了可以“诱敌深入”和“聚而歼之”的可能。就这样,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了,退出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踏上了万里长征。

在长征初期,李德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继续掌权,全权进行错误的军事指挥。之前,他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豪横,寸土必守,寸土必争,导致了大量的无畏牺牲;此时,他又变成了纯粹的“逃跑主义者”,完全被国民党追着打,毫无章法可言。

到了1935年1月,红军在攻占贵州遵义后进行休整,期间深刻分析和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史称“遵义会议”。会后,中央成立了以、和王稼祥为成员的军事指挥小组,正式终结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面对全党、全军的一致反对,博古、李德只能黯然接受了这样的结果。此后,博古不再作为中央的主要领导,而李德也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

得益于毛的正确指挥,红军终于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当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中央在四川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反对联合北上,公然提出了红军的言论。

对此,中央再次重申了自己“北上”的主张。而作为国际的代表,李德也真正认清了形势,明确支持了毛、、等人的正确主张,驳斥了张国焘南下的逃跑路线和倾向。

在红军成功抵达陕北后,李德虽然没有恢复军事指挥权,但还是担任了军事研究编委会的主任,主要从事理论的研究、编写和翻译工作。 随着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成立了军政大学以培养高级人才,他又担任了抗大的教授。

在抗大期间,学校的教育长李特私下串联,拉拢原红四方面军的学员继续追随张国焘。对此,李德与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激动之下两人甚至还用俄语对骂。

不过,李德还是对自己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一事耿耿于怀,多次提交申请希望离开。1939年秋,赴苏联治病,李德也被批准同机返苏。就这样,他结束了在的生涯,从此再没有踏上过的土地。

返回莫斯科后,国际并没有再次重用他,只安排了一些军事著作的翻译和政治理论的研究工作。作为革命的亲历者,李德是唯一一位完成长征的外国人,对于长征也进行了比较中肯的评价:

长征付出了巨大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是一次胜利。红军突破了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的打击和成百次的袭扰,这是不可磨灭的功绩,也是红军伟大、勇敢和坚毅的明证。

1954年,李德终于被批准回到了德国。此后,他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甚至还在60年代担任了作协的第一书记。在中苏关系紧张后,身处德国的李德开始转变自己原先的立场,不断对革命和政治进行负面的评论。

1964年,李德在德国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发表了署名文章“以谁的名义在讲话?”,公然批评毛的言论。

1969年,李德又在《地平线周刊》发表了长篇连载“从上海到延安”,之后又通过补充和修订,正式出版了《纪事》。书中,他竟然歪曲了事实,有意诽谤和诋毁革命。

为了澄清历史,为了消除不良影响,我国的《红旗》杂志以伍修权的署名发表了一篇“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驳李德对遵义会议的污蔑”。伍修权在文章中提到:

我作为李德当时的翻译和遵义会议的列席人员,有责任和义务,用确凿的历史事实驳斥李德的种种诽谤,以正视听。

现在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李德对革命前后不一的评价,或许并非完全出自他的本意,只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姿态而已。但是,如此不负责任地歪曲历史,如此不负责任地抹黑,实在是令人气愤不已。

1974年8月,李德病逝于德国柏林,走完了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文史不假

最致命的七寸在哪里?

蛇之七寸,用来比喻事物的弱点。印度作为南亚次大陆最为强大的国家,几乎其周边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受到印度的干扰。比如今年,印度就极其不安分,同时在周边的几个国家的边界上。可以说,印度在近几年发展十分迅速,同时也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而且在人口数量上超越也是一个必然事件。也是世界上少数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随着印度国力的不断上升,印度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但是印度的七寸在哪,也就是其缺点是什么,我们来一起看看。

一、土地资源分配不均

阿米尔汗是印度国宝级的电影演员,其作品大多反映印度的社会问题。在《三傻大闹宝莱坞》这部电影中,就有一个这样的细节。兰彻的两位好友照着地址来到兰彻家中,发现兰彻并不是自己的同学。两位同学才发觉自己好友的学位被这位大地主之子给了。当他们去质疑这位大地主之子的学历的时候,大地主之子立即掏出一把枪,并扬言威胁到,:“这是一百五十英亩土地,就算我毙了你,埋了也没有人知道。”也就说明了这个地主家的私人庄园就达到150英亩之多,而且还有很多土地不为人知。

这里反映出一个社会现象,印度虽然可耕种面积是世界第二,已然超过我国,仅次于第一名美国,但是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手里。而大部分土地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里,这对一个国家的危害是巨大的。

其一,制约农业发展。直到今天,印度的大地主依然采用的是传统的耕作方法和剥削。不同形式的封建性半封建性租佃关系还存在,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发展。在传统的佃农制中,农民得把大部分劳动成果交给地主,没有长期的土地耕种保障。因此,农民也没有能力,也不愿意进行足够投入来改良土地,更新生产技术和设备。由此恶性循环,极大的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其二,造成了大规模的农村贫困,并制约了工业经济的发展。印度这个国家,70%的人口主要依靠农业为生,多数的农民的收入来源于土地。因此,土地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的贫富程度。但是印度农村还存在许多的无地者,这就造成了农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极度贫困,农村贫困现象十分普遍。而且农村贫困现象普遍也制约了印度工业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之一就是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来扩大工业品市场,促进工业发展。但是由于土地分配不均匀,大量的农村人口处在贫困中,债务缠身,勉强维持生计,购买一些好的消费品就更谈不上了。工业品市场得不到扩大,这就限制了工业的增长。

其三,影响了农村人员的就业。一些农民由于文化的影响,只愿意守在自己的家乡。而这些人中有许多无地农民和少地农民,这就造成了农村人员的失业,无事可做。一些富农拥有几百亩土地的同时,很多人却无立锥之地。所以,一旦有农村人员失业,这些人不但没有助力经济,反而拖累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土地资源分配不均所导致。

其四,造成了无土地人口向城市迁移。印度这个地区贫富差距十分严重,许多少土地人口和无土地人口逐渐离开农村向城市迁移,而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因此就造成了印度的城市内存在大量的贫民窟。而贫民窟的大量存在,也加重了的财政负担。

而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 ,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就认识到土地分配不均对经济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对印度进行土地改革。而那时候大地主阶级不仅掌握着土地,还掌握的,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级,都有大地主阶级。由于大地主阶级的反对,尼赫鲁妥协,所以这场改革可想而知是不了了之。虽说这场改革还是造成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这场改革是不彻底的,至今,印度农村的土地资源分配不均现象还很严重。而莫迪上台后,也扬言进行土地改革,可是雷声大雨点小,可想而知,大地主阶级势力还很强大。

二、中央权利太小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由562个土邦组成。美国也是联邦制国家,但是印度的土邦具有高度的自治权,不同于美国的州。562个土邦,其实就是562个独立的小王国。美国的可以控制关税,但是印度的控制不了关税。这就意味着,这些土邦之间运送商品还要支付相应的关税。

而由于印度是实行的议会制,这些邦就会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联合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就造成了政治权利的。比如说,一些土邦支持的政党上台执政后,就会将更多的社会利益倾斜到支持自己的土邦,而那些由其他政党控制的土邦就会遭到当局的打压。这样一来,国内不和,就不能拧成一股绳来共同发展。

而且这些土邦联合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时常会出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对抗,由于宗教文化因素的影响,甚至会引发土邦之间的对抗。因此,国内有极大的隐患。

中央拿不到土地,收不到关税,各土邦之间有高度的自治权,区域协同发展想都不要想,因此联邦制是印度的弱点之一。而且印度中央许多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都无常实施和推行。

三、印度工业体系不完善

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还得靠工业出力。虽说印度的软件产业十分发达,但是印度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也是制约其成为世界大国的一大因素之一。

完整的工业体系意味着什么,就是一个国家既能够生产服装鞋袜,也能够生产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到工业母机的一切工业产品。

显然印度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其很多门类的工业产品都依赖进口,比如印度的武器装备被人们调侃为万国造,印度虽然军费支出排在世界前列,但是大部分都是用来进口武器装备。为什么进口,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印度军工体系不完善。

四、社会顽疾——种姓制度

印度的种姓制度可谓是世界闻名,种姓制度作为印度教的产物,人生来不平等是其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原则。这一制度将人分为4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达利特。印度无论从土地还是人口来看,都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但是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曾提出: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

印度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大国,其人口结构年轻,并且熟悉并广泛使用英语,且工资相对低廉,这就是印度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独特优势。而种姓制度却规定每个人从出生之日便被规定了今后所从事的职业。低种姓的人不允许从事高种姓的工作,各种姓所能从事的职业都是被规定好的,而且种姓是固定和世袭的,因此,职业也是固定的。高种姓的人从事相对高等一点的工作,低种姓只能从事低等工作,这就造成了职业上的垄断,久而久之社会就会失去活力,不利于现代化。印度大量的低种姓劳动人口只能集中在农业和一些低级的行业上,虽说印度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但是由于种姓制度,浪费了许多人力资源。

而且印度的种姓制度造成了那些低种姓的人生来就是社会底层,得不到好的教育,没有文化。而且低种姓的人们也崇尚印度教教义,甘于沦为社会的底层,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文化普及率不高和社会相对落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种姓制度。就拿这次来说,印度已经沦为病毒的重灾区,其实除了医疗设备的缺失,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病毒没有科学的认知。

其实,印度也做了许多努力去弱化各种姓人群之间的界限。但是在当今印度社会,种姓制度仍是其抹不去的鲜明特征,人们表面上淡化了种姓差别,但是在实际的社会行为中却有意无意地严格实行其规定。

怎么评价安史之乱?

唐玄宗并非昏聩,安史之乱的历史责任不能简单归咎于红颜祸水和奸佞当道

最近看了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描述了唐玄宗天宝三载的长安城上元节繁华景象下潜伏的盛世危机,借而查阅了一些史料,重新审视了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这段历史,对唐玄宗李隆基统治下的大唐由盛及衰的过程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首先,政治成熟。李隆基从小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可以说少年老成;后来又在唐隆和先天中扳倒了伯母韦氏和姑姑太平公主,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从而走上了皇位;登基前与后能够巧妙制衡于外戚、宗族势力和权臣之间,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可以说李隆基的政治手段和城府是十分老练且极深的,这为其后来执掌皇权,开创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玄宗李隆基画像)

(武则天画像)

其次,善用贤臣。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相的辅佐下,玄宗励精图治,开疆拓土,终于开创了开元盛世,大唐天子威加海内,大唐国力威名远扬。先后涌现出了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王维、孟浩然、王之涣、王昌龄、张九龄、贺知章、岑参、刘禹锡、元稹、李贺、僧一行等一大批杰出诗人,书法家有颜真卿、张旭、怀素等,画圣吴道子,音乐家李龟年,名将郭子仪、高仙芝(高丽人)、哥舒翰(粟特人),日本使臣阿倍仲麻吕被朝廷委以重任,名僧鉴真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等等,不一而足。玄宗本人更是能文能武,能书善画,精通音律,创办梨园教坊,创作《霓裳羽衣曲》,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同时文治武功名满天下。

开元盛世相关数据

(一)人口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全国人户约962万户、人口约5288万口,学者们综合各方面史料推测,实际人口超过7000万。

那么8世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是多少呢?东法兰克福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200-300万。而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才5000万至6000万。北非的人口是300万。在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唐玄宗时期人口繁盛,反映了当时总的经济实力是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二)耕地

唐玄宗时期全国耕地面积6.6亿亩。唐朝的版图,比之于汉代,有新的拓展;大运河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增长。根据现有史料推算,当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约八百五十万顷,折合今亩达6.6亿亩(现在耕地约18亿亩),人均占有达9亩多,远超我国今日的平均1.4亩。

(三)藩属国

《唐六典》列举的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属国数为70余国。这些藩属国,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地区的诸国,从今日边疆少数民族到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都对唐朝中央建立了一种朝贡的政治关系。开元时代,长安、扬州、广州等城市,云聚着从海陆丝绸之路来华的胡商蕃客,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亚洲各国留学生来华留学,络绎于途。不少外国人在唐玄宗的朝廷担任要职。

(四)宗教

化的——禅宗的真正创建人慧能和尚,在玄宗即位那年圆寂,此后,在玄宗统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禅宗迅速兴起,儒佛道合流成为历史的潮流,玄宗就曾亲自为《孝经》、《老子》、《金刚经》作注。所谓三夷教,即祆教、景教(教分支)、摩尼教,也在华得到传播。正是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使唐朝在社会风气上显得雍容大度。

(五)藏书

这是开元年间整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53915卷。玄宗时代,唐朝的文教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今天我们所常说的四部(四库)图书分类,正式被国家官方图书馆所采纳,就是在唐代。

最能形象描述开元时期的繁荣景象的是杜甫的那首《忆昔》诗: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再次,驭人老道。在不同的执政时期起用不同特质的权臣,之前说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人不再赘述,后起用李林甫、杨国忠之流,虽有误国祚,但自有其合理原因。

李林甫的上位,从某种程度上让相权制衡皇权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性地扭转,皇权得到了加强,让相权匍匐在了皇权之下,不再趾高气昂。李林甫虽然口蜜腹剑,但其执政能力和政治手腕还是很强的。在他的治理下,不仅国库充盈,而且让皇帝的宫廷内帑格外雄厚,这就让皇帝具备了封赏能臣良将、文人雅士和大兴土木、“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资本。

李林甫打压人才,他在位期间再也没有培养出开元初期如姚崇、宋璟那样的辅国贤臣,连李白这样的大诗人也只能郁郁而不得志。但他善用法度来维持盛唐的运转,满足了玄宗的盛世之欢。清朝和珅虽是巨贪,可在当时也只有他能够满足乾隆帝“十全老人”的虚荣。而嘉庆帝扳倒和珅的同时,也终结了康乾盛世。

(李林甫画像)

另外,李林甫为人精明,早就洞悉安禄山、史思明的不轨之心,安禄山每次进京最害怕见到的人就是李林甫,经常因慑于李林甫而梦中惊醒,汗流浃背,当朝恐怕唯有李林甫可以震慑安禄山这样的边将。所以,李林甫的存在,让安禄山、史思明的之路变得格外漫长,同时也让安、史二人老老实实地为大唐守卫边疆。

而杨国忠的出现,更是李隆基作为帝王驭人之术的体现。通过任用杨国忠,既能进一步满足自己的荒淫之欲,又能有效制衡李林甫一党在朝中的大权在握、如日中天,同时可以进一步削弱相权,可谓是一举多得。

但是杨国忠出身微贱,才学有限,政治头脑过于幼稚,只顾眼前利益,过早地将李林甫取而代之,加剧了大唐帝国的潜在危机,让李隆基走到了皇权的危险边缘,催化了安禄山、史思明的之心。

所以李林甫的,就像鳌拜之于康熙、和珅之于嘉庆、杨宇霆之于张学良,当朝权臣的剪除,导致了内外局势的混乱,助长了不轨之人的反心,而杨国忠的步步紧逼,终于让安禄山、史思明举起了“清君侧”的大旗。

最后,红颜难以祸水,外戚、宦官不曾专权。唐朝经历武周篡权之后,对武氏、韦氏外戚,太平公主等女性主导的政治势力一一肃清,后宫干政对李唐王朝的巨大破坏力,早已让李隆基刻骨铭心,因为他的生母、叔伯、兄弟以及儿子都在后宫的权力游戏中成了牺牲品,所以他断然不会将朝政大权旁落至外人之手。

至于说杨贵妃及其姐妹红颜祸水,只能说高抬她们的历史作用了,她们的出现的确帮助了杨国忠的上位,让皇帝沉迷温柔之乡,但她们其实心里也很清楚,皇帝不会允许她们干政,所以她们也无心干政,尤其是杨贵妃久历宫闱,深悟此道,没人愿意触碰皇帝的底线。

(虢国夫人游春图)

另外,杨国忠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如李林甫那样左右朝政,玄宗虽然怠政,却并未懒政,过往的政治斗争让他从未放松对朝政局面的把控。玄宗老迈但并非昏聩,他曾采纳杨国忠的建议,屡次派特使进行试探,而且通过拒绝安禄山献马进京的事件,说明玄宗已经防备其反叛的企图,只是内心不愿意接受那样残酷的现实而已,同时安禄山也在做试探和挣扎。

在安禄山后,玄宗完全有机会平乱,但终究因为备战匆忙,多年的太平天子,让京畿疏于武备,但仍有哥舒翰、郭子仪等边地强兵悍将,终因其对前线将领的猜忌导致决策失误,从而自毁长城,哥舒翰兵败身死,潼关失陷,功亏一篑。

(安史之乱形势图)

(颜真卿《祭侄文稿》)

至于马嵬驿之变,龙武将军陈玄礼率禁军逼宫,赐死杨贵妃,杀死杨国忠,实因形势所迫,满朝文武为了帮玄宗甩锅而找的替罪羔羊。后因玄宗避战幸蜀,太子李亨在臣属及前线将领的拥戴下借机另立中央,尊玄宗为太上皇,从而终结了玄宗长达44年的统治。

(马嵬驿兵变)

(玄宗幸蜀图)

高力士是玄宗的死忠之臣,从小到大追随玄宗,忠贞不二,且向玄宗屡进良言,虽善于见风使舵,但这也是他的生存之道,绝非红颜祸水的帮凶,这是野史的杜撰和歪曲,应该还以公道。

综上分析,安史之乱不是因为朝纲败坏激起的社会底层民众的起义,而是上述综合因素导致的边将反叛,加上朝中权臣搬弄是非,异族边将拥兵自重,借“清君侧”之由以求自保。后随着局势的变化,下属的怂恿,内心逐渐觊觎皇权的结果。至于红颜祸水、奸佞当道之言,一部分是唐肃宗李亨对其父唐玄宗进行的政治抹黑,否则不能证明其正统地位而非篡权夺位,另一部分是后世历代的文学附会和野史偏见,不足为信。

(唐长安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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